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 ，对于当下，已 是十分遥远 。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 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 ，社领导 、部门领导对我 的点滴表现 ，都给予鼓励 、赞许。

　　记得1961年 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 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 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 。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 ：“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 ，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 。第二年 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 。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 是次会议 。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 ，更使我忐忑不安 ，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 。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 。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 的杭州 、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 ，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 ，座谈就在晚上 。趁那天下午休会 ，常驻杭州 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 ，品尝龙井新茶 。我倒 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 ，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 。回到宾馆 ，免去晚饭还不行 。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 ，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 ，无论我怎样努力 ，也想不起那次座谈 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 ，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 ：“你这种身体 ，怎么当记者呀 ！”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 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 ，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 。“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 。后来 ，我因采访而海 、陆、空都“晕”过了 。印象最深 的 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 ，我参加首航采访 。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 。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 。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 。他根据我 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 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

　　岁月流逝 。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 。1979年初 ，上海分社“开张” ，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 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新时期 。上海曾经 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 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 的创新之举 。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 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 的要求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 ，使我承受巨大压力 。我感到迷惘 ，无所适从。某年 ，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 的“任务”。但 是他私下对我说 ，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 ，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 。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 、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 ，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 的经验 。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 ，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 。于我 ，真 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目的明确，效果显见 。我走出了“中新社 是新华社 的补充” 、“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 、文艺 、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 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 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 ，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 。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 的变化 ，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 的。其时香港《明报》 、《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 。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 。我本专稿部出身 ，于 是学样“跟进” 。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 ，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 ，还当面请教 ，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 ，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 ，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 ，他们是我的益友，更 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

　　1984年底 ，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 。刚卸任 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 。他“面授机宜”道 ：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 是我 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 ，我一直按照他提示 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 ，于我个人 、于分社都足见成果 ，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 ，得到多位领导 、资深同事们 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

　　(历史资料)

用当代方式“激活”经典******

　　作者：王润

　　新年伊始 ，“首届央华·保利剧场戏剧节”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幕 。此次戏剧节开幕大戏 ， 是连续两天下午和晚上先后演出 的连台戏《雷雨》和《雷雨·后》。前者是曹禺先生经典之作 ，后者则是曹禺之女万方的作品，二者都由法国戏剧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执导。由于此次埃里克未能来华 ，所以央华戏剧艺术总监王可然与导演张瑞共同复排了两部作品。连台戏《雷雨》和《雷雨·后》 的上演 ，既是两代人 、两个时代 的传承与对话 ，也 是不同国度文化之间 的阐释与交流 。

　　《雷雨》 是中国现代戏剧里程碑式 的经典杰作 ，被不断搬上舞台和荧屏 ，但也曾出现过演出时引起当代观众不合时宜 的哄笑现象 。这让人不由得深思 ：经典在今天应该如何呈现 ，才能让当代人产生心灵共鸣 ？曹禺女儿万方和央华戏剧，分别用不同 的方式 ，共同给出了回答。这也正是连台戏《雷雨》《雷雨·后》上演 的意义所在，它让人们看到了更深远、更广阔也更隐秘之处 ，同时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

　　《雷雨》原著有序幕和尾声 ，而众多演出几乎都将其删去 ，这让曹禺曾感慨这种删减影响了剧本想展现 的“审美 的距离” 。而万方的《雷雨·后》正 是以序幕和尾声的年代作为起点 ，从剧中人物的老年开始 ，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当《雷雨》的故事过去几十年后，死了 的早已死去 ，活着 的度过了漫漫人生 ，这时候，岁月和时间赋予了《雷雨》另一副面目。复杂 的人性、无常 的人生，一切经过时间 的海浪日复一日地冲刷和洗涤之后 ，露出更深的一层 ，那些埋藏很深 的真相显露了出来 。经历过巨大悲剧 的周朴园、蘩漪和鲁侍萍如何面对往事与彼此 ？而周萍、四凤、周冲这些逝去的年轻生命，又会怎样在他们 的记忆中闪现 ？万方在《雷雨·后》中大胆想象，打破了传统“三一律”的结构，用诗化的舞台语言 ，创造出了具有当代性的散文式结构 ，其中既蕴含了她对父亲及其笔下人物的深刻情感，更凝聚着她对人生 、对情感 、对命运 的态度与思考 。

　　《雷雨·后》在演出前激发了很多观众的好奇心 ，演出后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议 。大家都觉得，既然曹禺女儿可以如此自由、勇敢、大胆、创新地去对待父亲的经典之作 ，我们为何不能有更多的创作勇气和思考空间呢？

　　万方绝非需要“沾父亲的光”，但始终保持开放心态的她，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不断“激活”经典 ，传承并发展父亲在时代变迁中观察人生、体察人性 的戏剧高度 。和万方有着相同戏剧理念的王可然，一直致力于让中国戏剧具有更强 的当代性，他极为赞赏万方的创作 ，并在西方戏剧界最终选中了法国大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 。

　　面对《雷雨》和《雷雨·后》，埃里克有着自己独特 的视角。他在《雷雨》中看到了多层 的戏剧力量 ，其中既有欲望和绝望 ，爱和死亡；还有女性在男权体制下对自由 的渴望，以及父子之间 的冲突；同时还有贫富与阶层问题 ，这 是古今中外都关注的问题。同时他认为《雷雨·后》的写作很当代 ，也 是非常棒的剧本。为此，他给出的舞台诠释也 是既有扎实 的经典戏剧力量 ，又有超越时空 的当代感 。观众们看到的不只 是上世纪一个中国封建传统家庭的故事，而是一个在全球化语境下探讨人类命运和洞察人性的艺术经典。记者 方非摄